我手里有一册画集，画集里有幅画吸引了我，它叫《家——巴金故居》，完成于1983年，画家叫贺德华。

这里面有个故事。1983年9月，日本作家水上勉来访巴金故居，一路上心情是愉快的：“坐在疾驰的火车上，可以从窗口俯瞰雨后苍翠欲滴的山峦，尽情领略旅行的诗情画意。到了成都，就更令人心荡神驰。”

但是，走近巴金故居，他却“大失所望”。因为“《家》已经消失了……”

有如朝圣一般的水上勉想看过去的房屋——“对面的一排房子，似乎在那里站立几十年了。在土墙、瓦顶板心泥墙中间开着大门。进门是缮着圆瓦、长瓦、密集低矮的房屋。在封建时代想必也是相当殷实的人家。四合院里，现在好像每座房子都住着一户。我想，巴金先生在故居生活时，房屋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水上勉“厚着脸皮在门内转来转去”。

老屋消失殆尽，“侥幸留下来的只有那棵老树了。那里原来是佣仆们的住房，在这座宅子的最北面。”故居的新主人介绍说。于是，“我走近那棵树。老树透过栅子的屋顶，向天空伸展着枝干。”“……我想栽在庭院里的树，是杨柳，或者枣树吧？我走到树边，抚摸树干，粗涩的树皮上落满了灰尘。呵，鸣凤曾在这里生活。丫头婉儿也曾在这里生活。鸣凤十六岁，她爱觉慧。觉慧也悄悄地爱着鸣凤。鸣凤不愿出嫁做妾，投水而死。”

水上勉离开成都，专程去上海拜访巴金，跟他说双眼井、说那棵不知名的树、说觉慧兄弟和鸣凤们。面对一个世纪的沧桑，水上勉文字里的唏嘘和哀伤显然是难免了。

水上勉回国，即收到巴金先生寄去的《富春山画报》1983年第10期。画报刊载了画家贺德华的那幅《家——巴金故居》，这个“杂志远寄友人”的细节，深深打动了水上勉，他把这一切写进了文章中。

那张巴金先生亲自寄送的故居画作，他又眯缝了老眼，再度打量：

“前面是一棵巨树，主干弯曲处伸出两支干。构图的重点不是伸出的支干，而是老树和伸出的枝杈，从那树皮的皱纹来看，像是杨柳或枣树，因为这棵树也没有叶子。但老树上那蛇纹般的鱼鳞褶皱，证明它历经沧桑，久经岁月。”

画中的树是银杏，而水上勉所述的“叶子几乎已经落尽，就要枯死了”那一棵，却是桂花树。

巴金先生1956年12月“第三次”回成都，他记载说：……“长宜子孙”的照壁不见了。整个花园没有了。二门还在，大厅还在，中门还在，堂屋还在，上房还在，我大哥的住房还在，后面桂堂还在，还有两棵桂树和一棵香椿。

这两棵桂树中的一棵，就跟水上勉先生看到的那一棵“就要枯死”的树接上了。

巴金先生恨极了的“家”，背后的真实情感又是如何？

1983年，他把那幅银杏树背后故居的画送给日本友人，显然与小说《家》中的那种怨憎的态度不一致了。

1984年，巴金先生写了一篇《我的老家》，连续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上（3月26—28日），叙述道：“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给我女儿送来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画报》，上面选刊了一些四川画家的油画，其中一幅是贺德华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现在画面上的正是一株树叶黄落的老树。它不像是水上先生看见的‘大腿粗细的枯树’，……但是我多么想摸一下生长那样大树的泥土！”

1987年秋，巴金先生回到成都，在断垣残壁面前，桂树也不在了，他在银杏树下，写道：

“巴金归家，人人喜家。”一个“归”字，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1987年，巴金回到双眼井故居时留言簿留言，留言簿为贺德华先生辗转收藏，有沙汀、艾芜和马识途三人题字于留言簿中。

此刻，站在院子里，那棵画中的银杏实实在在耸立在我面前。树形已经大变，画中与矮屋平行的横枝断掉了，整个树望天长，根部的三股拧成一团，倒着看，像一个有点发胖的少女正欲捂住飘飞的裙裾。

“巴金先生记得井台的松树，记得桂堂的两株桂树和一棵香椿，记得竹林，他是否认识银杏树呢？”我问贺德华。

“应知道罢，巴金先生1987年回来，坐着轮椅的照片的旁边就是那棵银杏树。”贺回答。

寿则多辱。树换了，屋移了，水上勉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游记文章中，把巴金先生故居称“遗址”，有深意味在焉。“故居”已不能称为“居”，这真是大悲哀的事。

水上勉先生在那文章的结尾，由树及人，叙述自己与巴金先生的会面，说了一句：“我非常忧虑巴金先生的健康。”他却于2004年去世了，后一年，巴金先生也去世了。我今天见到的画巴金故居的贺德华先生也都年过花甲了，巴金故居遗址的故事，快要变成一本糊涂账了。

张花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