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家族六代人的中国情（三）

“1947年，从英国第一次进入解放区时，我们充满幻想。初次接触到这个英雄的新时代，真使我们为之目眩。经过30多年后，我们才体会到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这是大卫和伊莎白合著的“《十里店》（1982年中文版前言）”之中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在土改复查尚未开始之前，他俩便深入调查研究，首先走进孤寡老人王书福家。王书福的丈夫出走，病死在关东；大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小儿子在灾荒中卖给了外地人。王书福从没有遇到过这样愿意倾听她诉说一生苦难的知音，絮絮叨叨地讲了半天，由翻译李棣华将极其难懂的土话译成英文，他们再详细记下来。之后，不管天寒地冻，不管屋破炕脏，他们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询问，交谈：讨过饭的王魁明、打油工付长亭、村干部王喜、村会计王福星等，越来越多的十里店的村民向他们敞开心扉。

草创之初/

院子里一蹲 他们用英语与学生对话

柯鲁克还学着用扁担，挑起一担担草秸粪，送往地头；伊莎白拿起了针线，学习妇女们做军鞋。清晨，老乡们还没有起床，他俩就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满。雪晴之后，他们不仅把房东房上和院子里的雪扫干净，还去帮助有困难的邻居扫雪。从房东到邻居，没有一个不夸他们夫妇好。

当十里店的调查接近尾声时，伊莎白和大卫·柯鲁克接到了邀请，到石家庄西边一座名叫南海山的小村子。他们见到了叶剑英、王炳南。

叶剑英亲切和霭地说：“新中国即将诞生了。我们非常着急，在为新中国作准备。需要一大批外事人才，想聘请你们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外事学校。”

握着叶剑英温暖的大手，他们不再是冷静、客观的观察家，而是中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这是他俩非常乐意的事。原准备在中国呆上18个月就离开，就因为这一决定而终身奉献于中国。

在中央外事学校草创阶段，柯鲁克和伊莎白一身土布军装，跟学生们同吃同住。他俩喜欢端上一碗饭，在院子里一蹲，用英语与学生对话。进京之后，学校更名北京外语学院，这习惯仍然未改。多年来，每周至少有三次到食堂与学生们一起吃饭、对话。

他俩完全适应了简朴的生活。再粗糙的食物，也能咽下；再糟糕的住地，也能入睡。炎热的夏天，在房东家，柯鲁克取下坚硬硌人的门板当床，在门道一铺，便呼呼大睡。那几天，他没有刮脸，胡子一大把。有同学路过笑道：“你们看，像不像是济公活佛？”

“济公活佛”也有闹肚子疼的时候。那一天，疼得难以忍受，经华北军大的校医检查，疑是急性阑尾炎。叶剑英校长立即指示，马上送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难忘一夜/

骑兵要来突袭 柯鲁克夫妇沉着乐观

那是1948年8月，盛夏的暴雨哗哗下了一上午，学校负责民运的林念祖带着8名青年轮换着抬担架，在泥泞的路上疾行了五六小时，终于将柯鲁克送进了医院，及时做了手术。第二天一大早，伊莎白骑着毛驴来了，她看到柯鲁克腹腔的“定时炸弹”被摘除，脱离了危险，一再感谢林念祖和所有同志朋友们。

当时，最伤脑筋的是没有教材。柯鲁克夫妇想方设法收集一些英文报刊，从新闻、文学、经济各方面挑选范文。每天晚上，打字机嗒嗒嗒响个不停，一本本简洁、实用的英语教科书，是柯鲁克夫妇的心血之作。

叶剑英校长还叮嘱师生们，为了安全，白天荫蔽，减少活动。

一次国民党空军来袭，飞机几乎是擦着屋顶飞。重机枪一阵扫射，将柯鲁克夫妇的房顶打穿，露出几个大窟窿。柯鲁克笑着说：“我看得见飞行员，他看不见我，当然打不中我啰！”

又一次，学校接到紧急通知，傅作义的骑兵要来突袭。师生们紧急集合，星夜从获鹿向赞皇县转移。柯鲁克刚做了手术一个月，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仍然坚持急行军。一百多人组成的一支手无寸铁的队伍，在茫茫黑夜中向南疾行，不久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沿途的村庄一片沉寂，想到在这坦荡如砥的大平原，是敌人骑兵驰骋的好地方，更让人心情紧张。经过摸索，走到晨光熹微之时，看到了一些树影。在光秃秃的平原，有树必有村庄。一路走去，发现了一条小溪，又渴又累的队伍，在小溪边散开。这时，领队的与大部队联系上了--原来，经过一夜急行军，到家了！

那个美丽的早晨，伊莎白和柯鲁克出现在小溪边，满脸欢笑跟同学们用英语打招呼。40多年之后，他们的学生陈理回忆起那难忘的一夜写道：“他们俩和我们同甘苦，共进退，始终沉着、镇静、乐观。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基础相当差。怎能担负外事、外交重任？这让柯鲁克夫妇暗自作急。不管干扰再多，教学决不能耽搁。小马扎上一坐，膝盖就是课桌，农家小院、河边路边、军需仓库，从河北南海山到北平西苑老兵营，处处是课堂，随时随地学习。

学生们说：“我们吃最粗砺的食物，学最纯正的英语。”

1948年，只有六七名教师，四十多名学生的外事学校，如今已是数万师生的鼎鼎大名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1949年10月1日，柯鲁克和伊莎白目睹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与数十万群众一起欢呼雀跃。那一刻，他俩完完全全感觉自己是中国人。

六代之缘/

伊莎白孙子柯晨霜 到华西医院学习烧伤整形

在华西医院学习的柯晨霜。

我们一步步向柯鲁克走去。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块小小的广场，四周有长青的松柏拱卫着，教学楼传来很轻很轻的读书声。柯鲁克微笑着，面对着过往的行人，既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威严仪表，又有资深教育家的亲切感。雕像下面，用中英文镌刻着几行字：

大卫·柯鲁克（1910-2000）

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

中国人民的朋友

从1948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其前身任教

这是柯马凯经常陪着伊莎白溜弯，最后到达的目的地。也是柯鲁克众多的中国朋友来看望他的地方。

学生们说：“柯鲁克夫妇，是我们心目中白求恩式的教师。”

柯鲁克夫妇五六十年代的学生，已经成为遍布世界和中国各地的外交官，知名教授。更早一些，一位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杨振华，后来是安徽大学教授，古稀之年回忆起柯鲁克时这样写道：

他讲课内容丰富多彩。讲课时，像一股清泉潺潺流淌。他所讲的说服力强，简洁典雅的英语十分流利，这一切使我们叹服。而听他的诗歌朗诵才真算得上是一种享受……

柯鲁克夫妇的儿子柯马凯也继承了父母从事的教育事业。1994年，柯马凯学成归来，和朋友一道在北京创办了京西学校，为来华的外籍人士子女提供国际教育。

柯晨霜与姐姐文杨兰在华西坝钟楼前合影

2010年，在华西协合大学创办100周年之时，伊莎白的孙子柯晨霜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来到祖辈生活和工作的华西医院，学习烧伤整形外科专业。在华西坝，保留至今的祖屋，气势恢弘的历史建筑以及钟楼荷塘，塔柏花径，让他领略到百年老校的迷人风采。源远流长的加中友情故事，正由一代新人续写。

我们走到柯鲁克塑像前，合影留念。

伊莎白在擦拭柯鲁克的铜像

柯马凯指着塑像两边的长椅子说：“这是学生们捐赠的。坐一坐吧！”

我们坐在椅子上，仰看永远向世界微笑的柯鲁克。伊莎白对着柯鲁克一笑：“他，当然想让我们留下来，多坐一会儿。”

“留下来，留下来。”这是柯鲁克和伊莎白在人生的关键时的选择。1948年，外事学校需要教师，他们留下来了；1960年，英国利兹大学给他们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当时因为苏联专家撤走，他们考虑，这时离开中国容易让人误认为他们投向了苏联，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再次决定留下来；十年动乱之后，他们永远留下来了。

曾在华西坝生活与学习过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一个人的生命从祖先那里就开始了，又向后延续到他的子孙那里。”

从伊莎白外祖母，到她的曾孙女，六代人的生命在华西坝、在十里店、在北京延续。整个家族像一棵参天大树，长出了很深很深的根，紧紧拥抱着中国的大地。

准备离开时，向素珍提醒柯马凯，“明天，我要接伊莎白去参加中国书法家为她举办的一个活动。”

柯马凯说：“明天的事，我知道的。后天，我妈妈还要参加学校的团体操比赛。”

伊莎白会意地一笑。

夕阳熔金，晚霞中的校院人来人往，更显得生气蓬勃。回头望柯鲁克，塑像下镌刻的文字特别耀眼。

我注目于“中国人民的朋友”那一行文字，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