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二十五年《富顺县志·目录》。

钱绍隆名章“钱绍隆印”与字章“仲扶”。

□刘刚

　　钱绍隆在富顺的六年任期之中，始终坚持以文化人之策，被叙州知府何源濬誉为“ 文 学 之治”。他还将康熙帝手书的“清慎勤”三字高悬于县衙大堂之上，把当朝皇帝的谕令奉为衙署公堂的工作作风和行为准则，时刻提醒大小官吏要清廉、谨慎、勤勉，坚决制止自私自利、不公不正、苟且偷安等不良行为，为百废待兴的富顺吹进了一缕执政新风，也为后来的历任知县树立了从严治吏的标杆与参照。

壹 致力于文化兴县

　　钱绍隆到富顺后第三件值得称道的事，就是致力于文化兴县。他原本以为“礼仪之乡，本易治耳”，但盛衰的更替之后已今非昔比。钱绍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窃闻名胜之区，足以动人景羡者，非山川为之，而人为之也。”言下之意，人的因素已成为他治县理政的必选项。因此，以文化人之策始终贯穿于钱绍隆的六年任期之中，更被叙州知府何源濬誉为“文学之治”。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深谙为官之道的钱绍隆将康熙帝手书的“清慎勤”三字高悬于县衙大堂之上，把当朝皇帝的谕令奉为衙署公堂的工作作风和行为准则，时刻提醒大小官吏要清廉、谨慎、勤勉，坚决制止自私自利、不公不正、苟且偷安等不良行为，为百废待兴的富顺吹进了一缕执政新风，也为后来的历任知县树立了从严治吏的标杆与参照。
　　除了狠抓官德文化，钱知县还打算借助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历史文化教育县人，以治愈因战乱留下的伤痕。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已连续执政达五年之久的钱绍隆毅然开启续修县志这一大型文化工程。但他面临的实际问题是，“邑有旧志，俱散失无所存，启祯（明天启、崇祯）年间事，传者更少”，修志体例已无从参照，续修旧志变为创修新志。
　　困难面前，钱绍隆没有迟疑，他迅速召集县内各种人才组成一个工作班子，其中包括儒学训导、典史、举人、贡生、生员等近二十人。编纂工作从最基础的口碑资料开始做起，“访诸耆艾之口，取最确者，始命书之”。通过近一年艰苦卓绝的努力，钱绍隆主持修纂的清代首部《富顺县志》经众手而成，为千年古县富顺留下一部赓续文脉的宝贵文献资料。付梓刊行之际，钱知县在该志序言中表达自己的欣慰之情——“更承纂志之役，可求佚事以寿前贤，陈往迹以诏来哲，讵非甚乐者！”

贰 一朝加官名留身后

　　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钱绍隆以聪明才智和六年坚守，为战乱后富顺的稳定与建设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短时间内实现了治一方水土、兴一方经济、安一方百姓的良好局面。钱绍隆的能力和功绩，不仅让老百姓佩服与敬仰，更得到大清王朝的充分肯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钱知县被朝廷补授为“刑科给事中”。同时，因其在大乱大治中的卓越表现，朝廷将钱知县列为叙州府“名宦”，成为众多官吏学习的楷模。
　　此外，在叙州知府何源濬的眼里，钱绍隆还是一位优秀的下属。他在康熙二十五年《富顺县志》的序言中，将钱知县称作“善为政者”，并表扬其“有挽衰为兴之力”。稍早前，应约为文庙大成殿、明伦堂落成作记的尚书徐乾学，也称赞钱知县“不以其地为岩险而鄙夷之，而且沐浴以诗书之泽焉”。当然，钱绍隆的后任者更没有忘记他。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与钱绍隆同为浙江籍的富顺知县钱经绅在重建文庙名宦祠后，将钱绍隆等自汉至清的36位名宦入祀其中，使其“乐利长留百世，遗爱永重千秋”。
　　时至今日，钱绍隆已离开富顺三百多年，但他的善政与恩德仍被广为传颂。尤其是他主持编修的清康熙二十五年《富顺县志》，历经岁月与坎坷得以流传至今，成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富顺县志》。因其稀缺性和罕见性，该县志已被列为“稀见中国地方志”，其孤本藏于日本，富顺县于1987年将其复印收藏。该志是清康熙《叙州府志》的十二种属志之一，全书共六卷，配有富顺县疆域图，分建置沿革、形胜、星野、山川、城池、学校、宫室、仓库、寺观、古迹、丘墓、风俗、户口、兵防、邮驿、盐法、官制、流寓、科第、隐逸、列女、仙释、灾祥、僭据、人物、艺文等26门，记述的全面性和完备性史无前例，蕴含的历史文化更无比宝贵，可谓富顺县清初及以前的地方之全史。仅此一点，可见钱绍隆对富顺的贡献当属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