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全”的封火墙。单雨帆摄

　　颓墙危楼，“太和全”供人凭吊而已。
　　单雨帆摄

□龚静染

　　2013 年夏，我将有关“太和全”的房契一一拍摄带回成都，然后在电脑上慢慢辨认和整理，终于让一个豪门的终结呈现在了眼前，也在那些发黄虫啮的纸上看到了如贺昌群所说的“他们往日的豪华，如今都零落殆尽了”是如何散了场。

壹
遗产分割问题

　　其中一张契约中，贺昌群作为“列席亲族证人”出现在了其中：
　　民国贰拾九年五月贰拾一日，立约人贺王氏（即贺肇议妻）、贺继仙及其妻子李氏贺子君三方邀请亲族在太和全本宅祖堂会议，为分给太和鑫灶业价及座房业价，事经三方会同亲族议决下列各项，恐后无凭，立此为据。
　　第壹条 经过亲族公议并经三方同意，长房策皆公之后嗣由二房伯霞之第三子贺子君承继。
　　第贰条 长房策皆公都有遗产当经亲族决议由贺子君承受。
　　第叁条 因长房产业，当凭亲族及贺王氏、贺继仙夫妇、贺子君三方同意，亲族决议，贺王氏、贺继仙夫妇自愿将伯霞之遗产和鑫灶一业售出，价值法洋玖万元，除债及其他一切费用外，实进法洋肆万余元，内实出壹万元与贺子君。
　　第肆条 当凭亲族决议，贺王氏、贺继仙夫妇、贺子君同意，以后变卖太和鑫座房时，贺王氏、贺继仙夫妇承认以业价百分之贰拾分给贺子君。
　　第伍条 伯霞公所遗马边田产全部概由贺子君分得。
　　第陆条 此公约自成立之日即发生效力，三方不得违背，特立此共约为凭。
　　实立公约人：贺王氏、贺继仙、贺李氏、贺子君
　　列席亲族证人：王明宣、贺昌群、贺聚星、贺□康、贺国干、贺为樑、宋贺氏、吴贺氏、贺陆氏、贺沈氏
　　代写人：贺仲贤民国二十九年国历五月二十一日
　　契约反映的是伯霞公的遗产分割问题，这是一个家族聚散离合的大事。伯霞公就是贺昌溪（字伯霞），贺昌群的堂兄，他早年读书的赞助人。不过，虽然他与贺昌溪同辈，但年龄要比贺昌溪小三十岁左右。如果没有这位曾经富甲一方、显赫一时的堂兄支持，贺昌群后面的人生也许是另外一种景象。贺昌群出现在太和全并不奇怪，这是他家族中的分内事，想象得出在太和全的燕禧堂上，老老少少一二十号人正襟危坐，不时接头交耳议论纷纷，书生模样的贺昌群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个他来过无数次的地方，竟然最后也要让他亲自来见证其破败的结局，而他的命运中也受太和全太多的影响和牵连，个中滋味只有他才能品尝。

贰
大宅院的命运

　　上述契约中，贺陆氏是贺宗炘的奶奶，贺国干是贺宗炘的父亲，但我曾经问过贺宗炘老人，她实际对这件事也太不清楚。但当年的契约文书是最真实的证据，把太和全四分五裂的财产完全暴露在了人们的眼前。也就在这次分家后，贺宗炘一家搬出了太和全，分到了梅子坝的春先灶（贺永田创业时的第一口盐井灶），笔者曾经同贺宗炘一道去寻访过这处遗址。
　　五通桥贺家分散后，太和全这座大宅院的命运也更为曲折。1952年9月，由贺宗炘的三嬢贺龄佩出面以“人民币肆仟肆百万元”卖给了当时的五通桥市合作社联合社，也即后来是乐山市五通桥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文革”时期，太和全曾经作为五通桥区招待所。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太和全”里经常会放坝坝电影，用的就是过去的戏台，我在那里看过几部国产片，如《南征北战》《地道战》，记得还有部阿尔巴利亚的电影。当时为挤进那个大门颇费了些心思，小孩子没有钱买电影票，基本是靠混进去，溜进去的那道门应该是太和全的侧门。
　　1984年，太和全被列为乐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基本上没有得到保护，徒有虚名。到1997年时房屋即出现多处倾斜、渗漏、倒塌，当时的五通桥区供销社发文请求对“文物保护单位”重新定性，意在申请资金进行维修或者拆除建房。1998年2月，乐山市委办公厅下文五通桥区政府，同意将太和全“有文物价值的戏台、水榭、长廊、观赏台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要求当地“组织力量，对新确定的文物保护范围进行维修。加强管理，确保文化遗产的完整”。
　　2005年，笔者到太和全去看的时候，庞大的建筑群已经不见了，拆的拆，占的占，荒的荒。但在剩余部分中还能看到一面高大的封火墙、一个曾经的戏台——“不系舟”（‘泊戏舟’的谐音）、一座比较完整的天井和楼堂，以及几段尚存的围墙，其余的皆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偌大的太和全建筑被保留的不到十分之一，破败至此可能连贺昌群都想象不到，太和全就是一部苍凉之史，可惜他没有能够最后亲眼目睹，而仅仅看到了一半，错过了对身边历史最为透彻的观察和书写。

叁
子女事业多有建树

　　贺昌群一家为避寇回川也有不少的遭遇，都是在不断奔波迁徙中度过的，而且一直在添丁加口，如五女贺龄庄生在成都，六子贺龄乐生在马边，七子贺龄渝生在重庆。但这几个孩子的命运却有别，由于孩子多，供养也非常困难，这也是在1940年贺昌群决定将五女贺龄庄过继给了犍为清水溪堂兄的原因。
　　贺宗炘为笔者讲述了这段往事：过去她们家里都管贺昌群叫“北京的二爷爷”，管清水溪的叫“清水溪的二爷爷”，贺龄庄与贺宗炘的父亲贺龄桢（即贺国干）是同辈，实际上贺龄庄只比她大一岁。上世纪50年代，贺宗炘中学毕业后从五通桥考入北京气象学校，贺龄庄当时也想读书，便找她的生父贺昌群说想回北京参加考试，当时贺宗炘还专门写信告诉她如何解决旅途上的一些问题。但贺龄庄后来没有考上学校，在北京一家化工厂上过一段时间的班，最终回到了养父身边。后来她在犍为县供销合作社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平平淡淡一辈子。贺昌群的七个子女中，其他六个在事业上都很有建树，但贺龄庄一直生活在四川的一个小城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患肺癌去世。应该说她是贺昌群在抗战时期最为困难的时候留下的一段故事，但他没有在任何文字中谈到过。
　　倒是回川避难的那几年的生活有一些记录。贺昌群1944年发表在《说文月刊》上的《记杜少陵浪迹西川》一文中，回顾了这段离乱的日子，并借杜甫当年在四川的遭遇来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如今我们避倭寇之乱，六七年来留滞四川，对着这残山剩水，也是“乱离心不展，衰榭日萧然”，也是“天下兵戈满，江边岁月长”（《送韦司直归成都》）。而“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兼幕府诸公》）。从前永嘉之乱，中原板荡，晋室播迁，衣冠文物南流江左，那时渡江的人总以为不几年便可恢复中原，重返故乡的，“士蓄怀本之念，人伫鸿雁之歌”（《宋书·律志》语）。可是，一年复一年，仍不能恢复中原，而“亡者丘垅成行，存者老子长孙”（《晋书·孙绰》语）……现在我们在物价飞涨的艰苦生活中，不免时常想到过去的景象，竟有恍若隔世之感。

肆
将拆掉的太和全

　　1941年冬，贺昌群去了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秋天，中央大学即将复原回南京，他专程回了一趟马边去向母亲告别，那也是对他“历尽蜀道难”（《车阻内江》）的一段生活的告别，此后再没有回过故乡，而他在每次必经的竹根滩“太和全”有无停留则无任何记载。
　　值得一说的是，1953年后，贺昌群由南京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贺宗炘当年在北京读书时想到了去找贺昌群，这是亲情的驱使，但其间还有些小插曲。当时贺宗炘的叔叔贺汝仪（贺国干的弟弟）在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综合组、地区组副组长，她想去看望“北京的二爷爷”贺昌群，但贺汝仪告诉她要先了解他的政治立场，所以贺宗炘便暂时打消了去找的愿望。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学校搞团支部活动，去看望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到了后她才发现贺昌群家同高士其家只隔一道篱墙。所以她就跨进了“二爷爷”家里，贺昌群见到她后非常高兴，以后贺宗炘就经常去“二爷爷”家度周末，当时贺昌群非常念旧情，每月给贺宗炘3元零花钱，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
　　2013年夏，我同贺宗炘老人一起去太和全，那里有她的童年，但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那种急切的寻找、破碎的无奈和空无的荒凉。她拄着拐杖站在“不系舟”旁，感慨万千，犹如一棵悲伤的苍松。我突然觉得同贺宗炘老人站在一起的不是自己，而是贺昌群，因为那样灰凉成冰的心情也许只有贺昌群才能体会。
　　时隔几年之后的2018年岁末，笔者又来到了太和全。我不知道自己多少次到过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它为什么那样吸引我，有时甚至觉得我是替贺昌群站在那里，去沉思，去哀伤，去感受岁月的无情流逝。但这次的情况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太和全在被虚名“文物保护单位”了近二十年后，没有得到过任何修缮，此时它的四周已经被围了起来，墙上到处都钉上了“拆”的标识。太和全将不会再存在了，这座有一百多年历史，让我关注了十五年之久的盐业大宅终于迎来了如此惨淡的结局。
　　当天，我将所拍的图片发了几张在微信上，我知道这些照片将是太和全最后的景象，它们将作为一堆瓦砾的遗像存放在我的相机里。从今以后，可能在它的原址上会出现另外一些建筑，但跟它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则从历史的现场被永远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