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年前的盛唐，益州城（当时的成都）的西北角，有一座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寺庙，净众寺。寺院内，一米多深的水渠蜿蜒着，九里堤引来的郫江（府河）水流经其中。入夜，“明月照沟渠”，波光粼粼。

1000多年后，这幅盛唐的图画，在2015年3-7月间徐徐展开。7月12日，成都市考古队对金牛区通锦路旁的工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寻找到一处盛唐时期的园林式人造景观遗址,或是千年前寺院内的“小公园”。

万佛寺 成都城西北郊外千年古刹

说起这座园林式人造景观遗址，不得不谈起它旁边的一座建筑，有名的万佛寺。

清光绪壬午年（1882年），成都西门外半里的万佛桥，一个农民在地里劳作，锄头突然碰到一个硬物，刨出来一看，是个佛头，继续挖下去，挖出了“百余”残石佛像。时任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的王廉生在《天壤阁笔记》中记载，当时出土的佛像“大者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身，无一完者……”

此后，这里又常常出土佛像，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些石块才拼凑出古寺的历史：古寺在南北朝时期为安浦寺，唐代开元十六年（728年）由高丽国僧人释无相重建，改名净众寺。唐末净众寺被毁，唐宣宗年间（810-859年）再次复兴。宋代名为净因寺，南宋孝宗隆兴年间曾一度为交子务所在地，而成都人熟知的万佛寺这个称呼，是明代才确定下来的。这座寺庙明末清初毁于战火，此后再不复见于史料记载。

陆续出土的佛像，使得历史上著名的万佛寺再次出现在成都人的视野中。时至今日，四川博物院的“万佛寺石刻馆”展出着这里出土佛像，宣告着南朝时期的四川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斗转星移，万佛寺旧址却不曾改变，大致在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处。而今年3月，中铁二局项目施工，成都市考古队进驻了通锦路3号的这处工地，开始抢救性发掘。距离项目不远处，就是万佛寺旧址。

水渠 盛唐修建 五代末至北宋初废弃

截止7月初发掘结束，成都市考古队共发掘了约2500平方米。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长约90米的唐代砖砌沟渠和人工池塘。

7月12日，记者在发掘现场负责人易立的带领下，来到工地。青砖铺就的水渠蜿蜒曲折，最宽处有近6米，最窄处不足1米，深1.6米。砖石大部分是唐砖，中间偶尔夹杂的花纹砖，则是来自较早的南北朝时期。易立说，西侧为水流入方向，分叉后一支向南回旋呈“山”字形，另一支流向东北，被后期修建的水池所破坏。

靠东边的水池，平面近圆形，直径有19米，深1.7米。不过水池的西北段现存为土壁，北段、东段为水渠外壁。局部还残留着增加的三段砖壁。水池与水渠连接处，有个水堤及暗沟，是水池后期修缮的产物。

在池内，考古人员发掘了许多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瓷，推测其修建和废弃回填的时间与水渠大致相同。也就是盛唐时期修建，五代末到北宋初全部废弃回填。

水渠旁，还能看到乱石铺就的建筑基址和一口水井，不过，这座同时期的建筑保存很差，连形制也搞不清楚了，因此无法复原出来。“水渠两边的地势比较高，总是改建、修建房子，旧址很容易遭到破坏。

台阶 表明园林与寺庙有“关联”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成都兴建了大量寺院，《成都通史》中说，根据存留的历史文献记载，可查询到这段时期成都的寺院，就有43处，包括了大慈寺、多宝寺、草堂寺等。

四川省博物院的一件南朝梁中大通五年释迦像题记中，记录其功德主为鄱阳王世子萧范（任益州刺史），供奉于“安浦寺”，便是净众寺南朝时的称呼。而四川省博物院馆藏的万佛寺出土的唐代石造像，雕刻精美。这说明，至少在“会昌灭佛”之前，位于“郊外”的万佛寺仍是香火旺盛，实力也颇为雄厚。

遗址东北侧，曾出土大量的万佛寺石刻造像。遗址中水渠的北段，还有一处外壁保留着不规整的台阶。石像笨重，废弃后不会散失到距离原存放地点太远的地方。种种迹象表明：这处园林式人造景观的修建和唐代净众寺的历史，或有一定关联。

推测 净众寺院内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呢？易立说，由于没有文字佐证，现阶段有3种推测。一是确实是万佛寺的一部分，也就是唐代净众寺内的一部分。而另一种猜测，则是私家园林的一部分，例如某个达官贵人的私家花园。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皇家园林。

后者最先被排除，唐代的益州城，整个城的大小都没有超过现在的一环路，这座园林，位置处于当时的成都城外，属于“郊外”范畴。而皇家园林，多在皇城内修建，例如东华门遗址的摩诃池。

考古人员倾向于第一种可能性，首先是沟渠里发掘出了零星佛像，均是石制且残件，年代集中在南朝到隋唐时期的，规格比较小。然后是出土的瓷器，大部分是来自青羊宫窑，为粗朴耐用的粗瓷。一个碗有约1厘米厚，拿起来“沉甸甸”的，吃顿饭简直就是对臂力的考验。碗分明是青釉瓷却看起来更接近我们现在用的砂锅、土碗等。“高档瓷器肯定是轻薄透影的。”易立说。由此看来，在这里生活的群体，身份不会太显赫，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里是净众寺院的一部分。

引水来自九里堤

唐代至明代 由园林成墓地

当然，这块风水宝地不仅仅是唐代的园林式景观，在各个时代，它也有不同的作用。

在现场，出土了汉代的“镇纸”，证明这里已经有文化活动。大量的唐、五代时期生活用瓷器以及瓦当、板瓦、青砖等建筑构件，瓷器器型有以碗、盘、盏、罐、壶等为主，主要为本地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和邛窑产品，兼有少量外地窑口的青瓷器和三彩釉陶器，证明这里已经有人定居。

有人定居的地方就有水。易立推测，水渠引水来自不远外的九里堤。九里堤原堤坝位于郫江（府河）东岸，东起现北较场附近，西至九里桥，全长十余里，历史上曾号称“九里长虹”。此地水利工程当肇始于李冰时期，三国时期，诸葛亮当是在前人基础上重建。九里堤可“防洪、护堤、护岸”，但更为重要的是“漂运修建宫城所需木材”。

五代至北宋初，存在约200年左右的水渠被废弃后回填，到明代已经成为了一处墓地区。现场出土了明代的墓葬18座，已不见尸骨。但在墓区出土了一些石刻的“买地券”，这相当于现在的房产证书的石质复刻版。买地券上未提及关于寺庙的只言片语，这些古人的房产，也在城外。

意义：近年来再次发现园林遗址

研究表明，隋唐五代是我国古代园林建筑的重要发展阶段，很多官僚贵族都在自家或别墅区穿池堆山，树花置石。这一时期的园林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皇家园林、寺院园林和私家园林三个类型，全国范围内园林之繁盛，具体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其中以成都府为中心的剑南道又是重要分布区域之一，如著名的浣花溪草堂、徐卿草堂、朱山人水亭、卢照龄山庄等。通锦路古遗址的发现，是近年来继东华门的摩诃池以外，成都市区再次发掘出园林遗址，对于研究隋唐五代时期成都地区的园林建筑和城市发展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浩野 摄影 刘陈平